中国“城市病”的新病种叫“形象工程”

　　在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地推进之时,如何尽最大可能地医治各种“城市病”,尤其是热衷形象工程这一沉疴痼疾,考验着全社会的智慧

　　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建设进一步推进,诸如人口膨胀、环境失调、交通拥堵、人口老龄化等“城市病”都会集中爆发。这些病症,在我国各省市的城市中已经或多或少有所体现。不过,谈及“城市病”,有一项堪称不同规模的城市都易患的流行病,那就是过于热衷形象工程建设。近日,《人民日报》就整版刊载数篇读者来信,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的形象工程。

　　这些饱受民众诟病的形象工程,一般都远远超出城市的实际发展水平,民意在工程筹备和建设过程中往往也没有一席之地。鉴于它们大多是某些官员个人意志的产物,与民生距离较远,其主要功能是应付上级检查或秀“形象”,这些形象工程被民众戏谑为“官赏工程”或“盆景工程”。从近些年来看,热衷形象工程的病症已成为城市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对各种形象工程偏爱有加,凸显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浮躁和冒进情绪。在这些官员的价值谱系中,市政建设的外在观感优先于实际功用,即便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城建项目,往往也被要求建造得美轮美奂。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是西南地区某城市竟然重金打造了一批所谓的“五星级公厕”,水晶吊灯、恒温空调、液晶电视等一应俱全。

　　或许,在这些城市规划者眼中,诸如此类的高档工程是他们与国际接轨的“接头暗号”吧。根据去年8月公布的一份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报告,我国目前正计划“走向世界”的城市多达655个；200多个地级市中,竟然有180多个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创建国际大都市”的口号。实际上,我国当前的绝大多数城市都不具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基本条件,此前建设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建设中超过20%的项目属于形象工程。

　　有一种说法认为,每一个市长心中,都有一个纽约巴黎式的迷梦。他们想让自己管辖的城市更具有现代气息和国际元素,这样的冲动可以理解,但必须冷静思考的问题是,各式的形象工程让城市建设“大跃进”,谁将为这种浮躁和冒进埋单?

　　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对各种形象工程偏爱有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扭曲了他们的美学逻辑和执政理念。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现在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越来越像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商品,不再具备独立的品格和气质,而是陷入了“千城一面”的雷同局面。

　　基于一种简单粗暴的美学逻辑,中国的城市动辄将大马路、大喷泉、大广场、大剧院等当作城市建设的“标准配置”。无论是人口数以千万计的大城市,还是只有区区数万人的迷你小城,都将豪华、气派、宏大等作为城市规划的基调。最荒唐的是,不少地方官员都天真地以为只要在那些形象工程上肯砸钱就能建好城市,只要圈一片地给它命名“CBD”,然后盖一栋栋的高楼大厦就能富有现代感,结果却总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暴发户气息”。

　　这种美学层面的认知偏差,进而又将城市管理者的执政理念导入了歧途。为了追求豪华、气派、宏大,一方面大肆花钱,减少了民生的投入；一方面大拆强拆,损害了部分居民的正当权益。这些,都易引发民众不满甚至对立情绪。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目前的47.5%提高到51%。这样的目标值得期待,但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尤其是近些年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已经充分见识了形象工程带来的“水分”,在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地推进之时,如何尽最大可能地医治各种“城市病”,尤其是热衷形象工程这一沉疴痼疾,考验着全社会的智慧。

　　形象工程之所以让地方官员欲罢不能,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它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看得见的政绩。因此,要医治这一“城市病”,不妨从改革官员评价体系入手,引导地方官员更加注重市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各级人大代表尤其应该在审议地方财政预算的环节严守关口,尽量让形象工程成为“无米之炊”。